点击查看详情
试论上博简《诗论》第23简对《诗·桑柔》的评析——附论“共和行政”的若干问题
作者：晁福林
一上博简《诗论》第23简评论了《鹿鸣》和《桑柔》两诗。对于相关《鹿鸣》一诗的研究,专家无疑义。但是对于《桑柔》一诗,专家则有不同意见,根本原因在于简文相关文字漫漶不清,故而释读有异。今试加以讨论。简文中作为篇名的两个字第一个字,从马承源先生开始,专家多释其为“兔”,独何琳仪先生释其为“象”。[1](p253)这两种解释的是非,可以从相关简文文字的比较中看出究竟。上博简《诗论》第4简有从谷从兔之字,《诗论》第8号简有上兔下朋之字,《诗论》第25简有兔字。25简的兔字及第4、8两简所从的“兔”,虽然已是简化形态,但却都突出了兔的两只上翘与微耷的大耳之形。这个形状与23简的这个字并不相类。郭店楚简中有两例“象”字,见于郭店楚简《老子》乙本第12行,和丙本第4行。两者(特别是前面一字的运笔气势)皆与《诗论》第23号简者接近。我们再看战国文字中作偏旁的简文“象”字①。我们所见到的五例前三例皆为豫字,见于《包山楚简》第2.7简、第2.24简和第2.72简。《诗论》第23简的这个字从运笔气势看,更类于象字。特别是作为最上部的十分有力的一撇于漫漶中隐然可见。应当肯定,《诗......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六朝时期的岭南与南海交通
作者：李庆新
公元前218年,秦朝征发50万大军南伐百越,郡县其地,岭南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过南越国、两汉和六朝诸时期的开发,岭南社会经济灿然改观,成为南方海外贸易的门户。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两广地区相继发现了一批秦汉六朝时期的遗址、遗物,例如广州秦汉船台遗址、南越国文帝陵、南越国宫殿遗址、贵县罗泊湾汉墓、合浦与徐闻等地的汉代海外交通遗址、遂溪南朝金银器以及波斯银币窖藏。这些发现,极大地改变了岭南的古史景观,也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上古史、中古史的内容。相关考古成果如广州市文管会等所编《广州汉墓》、《西汉南越王墓》,广西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以及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秦汉三大发现》等著作,都具有很高的研究水准和学术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关学术研究也取得可喜进展,如张荣芳、黄淼章先生的《南越国史》、胡守为先生的《岭南古史》、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的《广东通史》(古代上卷)等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专著。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希望结合文献资料与近年两广、南中国海及越南等地的考古新发现,着力探讨秦汉六朝时期岭南与海外的经贸联系,以揭示岭南社会经济的海洋特色。一秦统一......
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
作者：黄今言
“拘校”即“鉤校”。究其内涵,主要是指校对、鉤稽、核查或审核之意,近似后世的审计。过去,我们对《居延汉简》中的“拘校”一词关注不够,目前也未见学术界对此有专文论述。这里根据新、旧“居延汉简”资料,拟就汉代西北边塞财物“拘校”的重点与要求、程式、方法以及实行效果等问题做些初步探说。不一定成熟,备请方家赐教。一汉代西北边塞财物“拘校”的范围甚广。在《居延汉简》的许多律文中,详细规定了当时有关各种财物账目的一系列制度。尤其对与军事有关的财物如钱、粮、兵械、守御器备等,法律规定得最为详尽,占有很大篇幅,而其中有关“校”、“拘校”的字样也很常见。当时不论是基层单位的“自校”,还是上级部门对下级财物的“拘校”,往往都是以钱、粮、兵器的稽为重点,在这些方面简文反映得颇为明显。下面先让我们作些简要的列举,以资参证。(一)赋钱的“拘校”“赋”即军赋,来源于全国按丁、口征收的算赋、口钱和更赋。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军事费用,包括养兵费、武器装备费、边防工程费,战争消耗费等①。当然,边塞戍所的吏奉及士卒的生活费用也出自其中。由于“赋”是维持边塞军费开支的主要来源和经济支柱,因此官......
唐代平卢军南下后的种族与文化问题
作者：张春海
义之所致也。”[4](p3951)《资治通鉴》云:“初,淮西之人劫于李希烈、吴少诚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壮,安于悖逆,不复知有朝廷矣……虽居中土,其风俗犷戾,过于夷貊。故以三州之众,举天下之兵环而攻之,四年然后克之。”[7](p7745)《新唐书·吴少诚传》云:“自希烈以来,申、蔡人劫于苛法而忘所归,及耆长既物故,则壮者习见暴掠,恬于搏斗。”[3](p6002~6003)可见史家对于淮西地区的胡化倾向是有着比较一致的认识的。而且当时之人,也已把这一地区看成了如同河朔三镇那样的胡化区域,《旧唐书》里就有数处直称其为“淮夷”,如《旧唐书·许孟荣传》就有“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王师问罪,未有成功”之语[4](p4102),同书《李鄘传》也讲到“及王师征淮夷,郓寇李师道表里相援”[4](p4148)这样的话。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就在淮西附近地区安置了大量的内附游牧部落。开元三年(715),“(突厥)十姓部落左厢五咄六啜、右厢五弩失毕五俟斤,及高丽莫离支高文简、都督跌思太等,各率其众自突厥相继来奔,前......
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
作者：魏万磊
太平天国运动的特殊性在于,这是一场以基督新教为革命工具的运动,而宗教要借助人的感情才能发挥作用。费尔巴哈就认为宗教的心理根源是人们依赖感的存在,而这种依赖在某个空间内只能有一个。施莱尔马赫甚至将宗教解释为一种“绝对依靠的感情”(feelingofabsolutedependence)[1](p6~7)。宗教力量是太平军“圣战”热情的来源,也是太平天国群体认同的基础。从心理学的角度尤其是从集体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基础被摧毁的过程将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一太平天国运动后期群体心理纽带崩溃的表现勒庞(GustaveLe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把一个心理群体中个人情感的增强和理智的减弱简单地归结为人类的服从本能:接受暗示和催眠,从而造成突破个人理性行为的集体无意识行为。[2](p25~43)弗洛伊德提出一个问题:既然一群散乱的人员不是可以随便构成一个心理群体的,那么,这些群体成员心理的纽带是什么,是谁在起着催眠师的角色?弗洛伊德选择了教会和军队这两种团体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两种群体都必须有一种外部力量来防止其瓦解或者阻碍其结构的改变,维系这种高度建制化团......
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
作者：毕连芳
清末以来,司法独立成为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民国初年,为了标榜司法独立,建立一支职业化的司法官队伍成为当务之急。因此,北洋政府在继承清末和南京临时政府法官考试设计的基础上,根据时世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改、补充,使之趋于完善,从而为保障司法官的良好素养和司法独立的精神起到较大的作用,成为民初司法进步的重要表现。关于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已有学者在论著中有所涉及①,但至今尚未有专门的研究成果问世。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北洋政府对司法官考试的制度设计为视角,希冀完整勾画出司法官考试的制度依据,以期达到补充和完善相关研究成果的目的。一清朝末年,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行,各省审判厅陆续创办,法律人才短缺的情况日益严重。为了保障司法独立和实现审判机关的专业化,以及解决法律人才短缺的问题,作为主管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筹办事宜的法部,决定通过法官②考试来选拔司法人员。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2月7日),宪政编查馆在《法院编制法》颁布实施的同时,将法部和大理院共同制定的《法官考试任用暂行章程》作为附件一并颁布,以促进《法院编制法》的相关规定在实践中能够得以具体......
南京政府征询社会制定“五五宪草”和刑法的考察
作者：赵金康
立法系国家完善法律的重要步骤,一定程度上说,有利于政府维护自身之统治;对广大民众来说,立法也有利于维护其权益。由是,在南京政府制定宪法和刑法的过程中,全国民众极为关注与他们自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法律条文,南京政府立法者也对来自社会的呼声予以采纳,这在“五五宪草”和1935年刑法的制定过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史学界对南京政府征询社会建议制定“五五宪草”和1935年刑法修改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以“五五宪草”的起草制定和1935年刑法的修改为例,考察南京政府在立法问题上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一南京政府建立初期,在制定国家根本大法的问题上,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九一八事变后,“为使国民团结御侮”[1](p261),国民党决定制定“五五”宪草。孙科在1933年1月被任命为立法院院长,从事宪法起草工作。孙科将起草“五五宪草”划分为前期即立法院与国人共同研究时期和后期即立法院与国民党中央共同研究时期两个时期[1](p296),其中立法院与国人共同研究时期,实际上是征询社会建议立法时期,分为以下步骤:第一,研究时期,向国人征集意见;第二,初稿时期,起草条文;第三,评论时期,由国人......
从权利角度看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思想渊源
作者：孙君健
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是关于国际社会弱势群体(包括阶级、民族、国家)为争取和维护自身正当权利、追求国际社会正义和人类进步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主要包括国际政治时代论、力量对比论、秩序论和战略论等内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是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典型的政治家的国际政治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以往,学术界常常泛泛地讲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产生有着巨大的影响,缺乏具体的总结和分析。本文试从权利的角度着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近代西方永久和平思想与民权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等方面,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进行探讨。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中国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自早年到晚年,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1](p413)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到毛泽东思想的方方面面,就其国际政治理论而言,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观点有:1.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大同理想。大同思想出自《礼记》礼运篇,表述了古代中国人对一种和平宁静的世界的追求。[2](p133)毛泽东认为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建立“以各地...
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
作者：刘金源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不仅率先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繁荣与富足,而且也首次尝到环境污染的苦果。工业化过程也是一个城市化过程,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城市环境问题的产生有着诸多主客观原因,但它给英国社会带来持久而深远的消极影响,由此构成英国工业化的一个惨痛教训。国内学术界对英国工业化的研究可谓系统而深入,成果汗牛充栋,但对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的研究却刚刚起步,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①鉴于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普遍性,对英国工业化时期城市环境问题展开探讨,不仅可以深化我们对英国工业化进程的认识,而且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推行也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一极其恶劣的居住环境工业化同时是一个城市化过程。有资料显示,19世纪20年代,利物浦、曼彻斯特、伯明翰、manydevelopingcountries.设菲尔德、布拉福德、萨福德、利兹等,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均在40%以上,最高的超过45%。[1](p238)到1851年时,英国城市人口已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50.2%,初步完成城市化。[2](p252)与此同时,人口集中的大城市也急剧增......
民间资源保护队的缘起和历史地位
作者：滕海键
民间资源保护队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内从事资源保护工作的一个重要机构和组织。①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在总统就职演说中间接地提到应该采取措施保护这个国家面临危机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3月9日,罗斯福召集由农业部、内政部、陆军部部长以及预算和法律等相关部门的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具体的计划。当日由内政部法律顾问爱德华·芬尼和军法署署长凯尔·鲁肯上校拟订了一个失业救济草案,拟议征募失业青年从事公共工程建设和资源保护工作。3月13日该议案被提交国会,但很快因为有反对意见而被驳回。罗斯福仍决意实施这项计划,3月15日他指示内政部、陆军部和农业部制订一个详尽的方案,最后提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三种办法,其中包括征募失业人员从事土壤侵蚀和森林保护等相关工作。这项草案连同罗斯福的一封关于紧急资源保护工作的建议书于3月21日被提交国会。3月28~31日在经过辩论和听证并提出修改建议后,该法案获得参众两院的通过。3月31日,罗斯福签署了《紧急资源保护工程法案》,据此民间资源保护队很快组建起来。一民间资源保护队的成立是罗斯福新政应急措施之一,旨在解决因经济大萧条而引起的城市青年失业问题......
明清松江府棉布产量与市场销售问题新探
作者：李伏明
一引言明清时期,松江府的棉纺织业高度发展,不仅在本地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全国的棉纺织业生产中心。自严中平先生以来,学界对此展开了越来越深入的研究。①虽然他们的研究不一定是专门针对松江府的,但无疑会使我们对明清时期松江府的棉纺织业有较为深入的认识——毕竟松江府是全国的棉纺织业生产中心。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一是明清时期松江府的棉布产量问题,二是松江府棉布市场销售问题。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明清时期松江府棉布产量问题而言,人们业已作出了大体的估计,一般认为,明代后期松江府的棉布产量约为两千万匹,清代中叶以后则达三千万匹。寡闻所见,这两个数字来自吴承明先生和徐新吾先生,嗣后的研究者基本上沿用了这两个数字。②但他们对这两个数字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论证。这首先当然是由于史料的阙如。关于明清时期松江府棉布产量的惟一数字,就是钦善的“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这一记载,根据这一记载,结合当时的销售时间和生产能力(不过并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考察),徐新吾和吴承明二位先生估计清代中叶后松江府棉布年产量约为3000......
儿童生活往昔:丰子恺作品之社会史考察
作者：小田
儿童也创造历史!这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的断言,但是,他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常人的思维惯性:在将来时的意义上,孩子们创造历史,因为孩子是世界的未来。[1](p9)但在过去时里,孩子创造了历史吗?当然;但被漠视了。丰子恺先生之伟大,在于从熟视无睹的芸芸众生中发现了孩子,并以艺术的视角加以观照,①从而为我们存留了一份曾经的儿童生活图像。社群生活作为“日常生活见闻”,丰子恺的作品,尤其是“儿童相”漫画所描述的,大都是儿童的社群生活。②无论凭我们的经验,还是哲学家的抽象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日常生活具有边界,它是我们行动和运动的有效幅(辐)射的极限。”[2](p256)儿童活动以此为基本范围,是为社群生活。在丰子恺笔下,石门湾社群(时属浙江崇德县)是儿童活动的有效半径;在以航船为基本交通手段的乡土江南,它以小镇为中心,联结了方圆约10里内的数个村庄。离镇稍远一点的乡下航船,总能在上午赶到镇上;[3](p737)近的村子,步行上街。比如,距石门湾五六里的六塔村,“十几份人家”;其中有个“癞六伯”,每日早上挽了一只篮步行上街“做生意”(卖东西),然后从容地喝了米酒,醉......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作者：刘贤
陈垣先生是近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这已为学界所公认①。但陈垣是否有宗教信仰,却一直是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其原因在于,陈垣本人早年对此事语焉不详,晚年更不及一词。内地和海外学者较少提及这一点,对此稍有论及者则或仍存疑,或所举证据并不充分。②海外华人基督教界的学人中,则一直有陈垣曾经是信徒的说法。说的最明确的,是谢扶雅先生晚年作过的考证。他从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那里得到的答复是——陈垣是基督教徒,傅曰:“陈援庵确于1919冬与1920春之间于西四牌楼缸瓦市伦敦会由先师司徒雷登施洗入教。当时宝广林与先父等在座。”[1](p73~75)[2](p308)③以傅氏身份,这个傅氏晚年的回忆事隔遥远,或不免错讹。因此,陈垣到底是否做过基督徒,在海内外学界遂为一个难解之谜,以讹传讹者也不免有之。不过,以情理揆之,陈垣晚年只字不提基督徒身份并非不可理解,而基督教界学者也不至于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因此,本文想查考更多的中西文献,对之作一考证,假如能看到更多实证资料或者陈垣自己的表白,那就可以解决陈垣的基督徒身份问题,而且可以进一步发掘陈垣与宗教的关系,为研究陈垣这位宗教史......
历史学的学术理念
作者：李勇
有两种情况促使本文的写成。在对史学进行比较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一个民族不同时代的史学乃至不同民族例如中西史学在学术层面上的共同理念是什么?或者说历史学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民族那里学术上的共同的基本追求是什么?当前历史相对主义的盛行,冲击了主流史学中历史进步观念、史料的真实和史学的科学信念。人们在欣喜它给史学带来可能的解放和美好发展前景的同时,却不能不考虑它可能导致社会对史学学术价值的否定。换言之,史学从业者面对这种挑战如果退让的话,那么是否有最基本的底限?这两种诉求最终促使笔者,通过一些个案,对不同话语体系下的历史学学术层面的基本理念进行分析与概括。一层累造成说中的存疑态度与历史演进方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受到崔述的不少影响和启发。顾颉刚认为:“我们今日讲疑古辨伪,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进他的研究。”[1](顾颉刚序)他在反思古史辨时说:“远在清代中叶,大胆的崔述已经本其宋学的‘卫道’精神和汉学的考据方法,把一部分荒诞不经的古史传说一笔削去,他所著的《考信录》,真是清代史学研究史上的一部奇书,其目光的敏锐和史学方法的谨严,在近代的史学界上可以说已经......
张伯端及其后学考论
作者：徐兆仁
一道教内丹之学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于道家与道教的基础研究十分重视,《道藏辑要》、《中国道教大辞典》、《中华道藏》等基础工程相继完成,同时还陆续出版了为数众多的研究著作。道教内丹学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已经逐渐被人们认识到的有关价值包括:内丹之道对于建立新的行为模式的作用;医治心灵创伤的特殊效益;发现和认识“自我”,促使心灵自我认识,达到悟道境界的崭新途径;探索生命潜能,激发活力,开发深层智慧,进而提升气质,改善素质,超越生命极限的具体方式、方法等等。学术界重点探讨的领域和问题有:内丹学的科学解释、内丹学文献考证、内丹学经典诠释、丹经专门术语和代码诠释、内丹学的实践印证、内丹学学术体系和学术流派考证、丹家思想内涵探析、内丹学与生命能量的关系、内丹学中的生命哲学问题、丹法和丹道程式问题、丹经编纂问题等等。一个集文献学、历史学、宗教学、医药学、生理心理学、哲学、科学等多学科研究的道教内丹学正在迅速兴起。易学、道家思想、中医学和神仙方术构成道教内丹学的思想来源,此外,印度佛学、中国本土儒学思想也被内丹学广泛吸收。与外丹黄白术不同,内丹学将人体作为炼丹基......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作者：卢毅
梁启超在论述章太炎学术造诣时,曾评价他在小学方面取得了突破前人的成就,“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1](p86),“是现代音韵学第一人”[2](p275)。而钱穆则在肯定章氏“音韵小学尤称度越前人”的同时进一步指出,“然此特经生之专业,殊不足以尽太炎”,并着重提出:“太炎学之精神,其在史学乎?”[3](p25)这无疑更精确阐明了章氏学术的核心所在。今天看来,在章太炎的学术研究中,史学确实占据了最为中心的地位,正如其所谓,“在各种学问中,可喻之为皮板”,“皮之不存,毛将焉傅?”[4](p110)因此无论是他早年强调“国粹以历史为主”[5](p366),还是晚年一再重申“历史学之重要”,主张“保存国性之教育,其要点则重在读史”[4](p85),“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6](p957),都明显反映了他对史学的高度重视。而正是在他的熏陶下,章门弟子纷纷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同时,还从学科体制上极大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一“捐除经学之名”与史学的独立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学科体制的建立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环。而顾名思义,学科体制的建立...
金代汴京(开封)城布局初探
作者：刘春迎
开封作为七朝古都、国务院首批颁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其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历来备受史学界所关注,但对在开封古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金代开封城却仅有少数学者论及,且多是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进行论述。①本人作为长年工作在古城开封的考古工作者,结合近年来的最新考古发现,试对金代开封城的布局进行初步探讨,②对汴京城的中轴线进行考证,草成此文,权作抛砖引玉,借以激发学术界对金代开封城研究的兴趣。金人立国期间,都城曾几易其地,分别定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县)、燕京(今北京),其中金废帝(完颜亮,后称海陵王)和金宣宗(完颜)二帝还曾短时期定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并对汴京城进行了一番营建。通过金人对汴京城的营建,使金代的汴京城较北宋时期的东京城而言,其结构布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内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宫室制度更趋完善。金代开封城的总体布局,自外向内有外城、子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城垣围护,与北宋时期东京城的外城、内城、皇城三重城垣之制略有不同。由外城南门南薰门向北经新筑子城南门丰宜门、原宋内城南门丹凤门(即北宋时的朱雀门)、再向北经州桥至金皇宫南门承天门之间的大道,为全城...
也说“瓜州”
作者：涂白奎
“瓜州”之地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其文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盖言语漏泄，则职女之由。诘朝之事，尔无与焉。与，将执女。”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又《昭公九年》记周、晋争阎田，周王使詹桓伯责晋曰：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魑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偃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杜注：允姓，阴戎之祖。由以上所引文献可知，先秦时期的瓜州起码有姜戎氏和允姓戎居住。另外还可以知道，瓜州之戎在春秋时期受秦人迫逐而迁于晋之南鄙。“瓜州”之地所在，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襄公十四年》说：“瓜州地在今敦煌。”唐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于“敦煌”条下也说：“杜林以为古瓜州地。”是知旧注皆以为古瓜州地在今敦煌。受旧注的影响，现在编辑出版的几种史地工具书也都于瓜州条下注明其地在今敦煌。不过......
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得失管窥
作者：熊光慈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中期两次规模较大的改革。尽管这两次改革最终都归于失败，但却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启示：其一，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支持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的，要想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障。以下试就两次改革情况做具体分析。由于北宋初期统治者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造成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分化加剧；而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问题必然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所以到宋英宗时期已经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得北宋中期以后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政局开始动荡不安，出现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到庆历年间，各地农民起义更是此起彼伏，直接影响到北宋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定。同时外患频仍，北宋边防屡受西夏和辽朝的侵犯，而北宋军队的战斗力极弱。宋太宗后期初现端倪的积贫积弱现象到庆历时已经形成，并且不断加深，迫使宋朝统治者不得不思考进行社会改革。统治集团内的一些士大夫，为了解救严重的政治危机，先后提出了不少变法主张。早在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禹俩便针对时弊，上书言事，要求“改辙更张，因时立法......
章学诚与海登·怀特历史叙事观之比较
作者：秦兰珺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的一大特征,是将文史融合在一起进行考察和论述,并将文学的创作方法运用到历史编撰中,即“文以助史”。而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语境中的美国文化和文学界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则认为,历史首先是一种写作,它不是对于史实的再现,而是埋藏在历史学家内心深处的想象性的构建。这种历史叙事观彻底消解了传统历史与文学的对立,从而实现了“历史的文本化”。不同时代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章学诚与海登·怀特,在讨论历史书写时,都将目光聚焦于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本文比较了两者在以上问题上的异同,并分析其原因。一两种文史观的比较章学诚的文史观章学诚曾曰:“史者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三《史德》,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下仅注书名、卷次与篇名)在章氏看来,“义”、“事”与“文”是历史书写所必不可少的三个要素。“文”就是所谓的与文学相关的“文”,它与体现道的“义”和历史之本体“事”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首先,章学诚指出修史者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心灵能力——“别识心裁”。在章氏看来,史学能否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
也谈孙中山退位与袁世凯上台问题
作者：张代春
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段历史,自民国以降,占主导地位的有袁世凯“窃取”说(陈旭麓:《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中山“让位”说(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第491页)及孙中山“还位”说(陈一容:《孙中山“还位”辩证》,《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以为,单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来看,以上观点不无道理;但倘若把这一事件置之全局,则有说理不足之嫌。以下笔者试图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这一“过节”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进入现场,从积极层面探寻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台与封建王朝灭亡的辩证关系及其重要意义。历史选择了孙中山封建末期的晚清,正如马克思所预计的那样,如同“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3页),由于外力所致,在与世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解体的过程。这种解体不仅表现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的解体,也表现为墨守成规的道德文化和闭关自守的政治结构的解体。解体必然带来重构,自鸦片战争以来,王朝的抵抗及旧式农......
孟良崮战役战术思想论析
作者：王冠卿
1947年5月中旬,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沂蒙山区进行的孟良崮战役,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役。这一战役,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在敌重兵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分割围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这一成功的战例,不仅显示了陈、粟非凡的胆略和气魄,而且表现了他们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本文拟从孟良崮战役的指导思想、决策过程、作战部署和战术战法等方面,论述陈、粟是如何丰富和发展人民解放军战术思想的。敌军密集不好打,我军必须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战中耐心寻求和主动创造战机孟良崮战役的指导思想是:诱敌深入,持重待机,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于机动位置,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一指导思想,是根据山东战场的新形势及中央军委、毛泽东的指示,在作战实践中逐步确立的。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正式开始。先后被调往山东战场的兵力达到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45万人,并以其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第5军、整编第11师为骨干,分别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4月上旬,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临沂至兖州的公路,占领鲁南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