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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作者：梁民愫
从学术思潮的角度讲,“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是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就目前研究来看,英国新社会史学派中的史学思想问题颇受关注,对于其中个别史学家的著作及其史学价值已有审视。①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缺乏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从宏观视野出发,对于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史学渊源、核心史学观念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在国际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作些分析和总结。一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既是西方新史学大潮中别具特色的史学劲旅,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新史学从长期对抗走向持久对话的过程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笼统地说来,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英国一些史学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来研究英国历史,极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更新了研究方法,到70年代,逐渐形成了新社会史学派。”[1](p256)据西方学者的记载统计,作为学术研究群体,它拥有十余位颇具成就的历史学家,诸如莫里斯·多布、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
关于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思考
作者：杜志章
医学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是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社会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说是较年轻且影响较小的成员,以至于在一些中国社会史学术回顾中几乎被忽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社会史是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医学社会史是最贴近大众的历史,它不仅关注大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最能解释人类本质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历史,因而它理应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社会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①当然,这离医学社会史学科的成熟还有较大距离。从理论上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社会史理论体系,比如什么是医学社会史,学科如何定位,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价值何在等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从实践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狭。正如冯尔康先生所言:“像人群生命史,处于试着做的态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还在摸索之中。”[1](p9......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作者：高敏
一在吴简出土前我对孙吴时期曾实行口钱、算赋制度的推测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三国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已经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而且后来为西晋政权所继承,遂固化为自此以后行之数百年的田租户调制,简称租调制度。我却认为这种看法未必准确。我怀疑的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从魏、蜀、吴三国统治者对待汉制的不同政治态度考察,东吴政权有可能不步曹魏后尘改口钱、算赋制度为户调制。这是因为,三国中的魏国总是改变汉制的急先锋,目的在于建立属于自己的制度以全面取代汉朝。早在建安年间它改变汉的口钱、算赋制为户调制,就是明显的例证。相反,蜀国是以维护汉制相号召的,它几乎没有改变汉制的任何举措,故蜀国不可能改汉代口钱、算赋制为户调制。依违于曹魏、西蜀二者之间的孙吴政权,在曹丕改变东汉献帝年号为“黄初”以后,它仍然奉行建安年号。这表明它不想追随曹魏而急于改变汉制,因而它也可能不步曹魏后尘改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为户调制。正因为孙吴政权的这种不急于改变汉制的政治态度,才奠定了西蜀与孙吴联合抗曹的......
略论走马楼吴简中的户品
作者：于振波
走马楼吴简中保存了大量与户品有关的资料,[1]①涉及某些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征发,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关于当时的户品分为几等,目前尚无定论。本文拟在这方面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一吴简中所提到的户品名称吴简整理者认为孙吴同时存在两种户品标准:一种是旧标准,针对“户税”,分三品收钱;一种是新标准,针对“户调”,分九品收物(麻、布、皮等等)。[2]当时户分三品,并按户品出钱,这在吴简中有明确记录,无可置疑。至于所出之钱是否可以称之为“户税”?其性质如何?限于资料不足,姑置不论。但论者看到吴简4233“□女户下品之下不任调”一语,其中有“下品之下”和“调”,于是便认定吴简中所出现的“调”就是与曹魏户调制类似的户调,而且是按九等户品征收的。这纯属推测性质,并无充足证据。那么,孙吴是否存在户分九品的标准呢?如所周知,户籍簿是官府征派各种赋税徭役的重要依据,理应详细列出各户的品级。如果当时确有户分九品的做法,在户籍类簿籍中肯定应该有所反映。然而,遍查所公布之上万枚吴简,在登记与统计户口的简牍中,只有“上品”、“中品”、“下品”三个与户分三品有关的名称;表......
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
作者：吴士勇
高启是明初首屈一指的大诗人,赵翼说他“一出笔即有博大昌明气象,亦关有明一代文运,论者推为明初诗人第一”[1](p124)。良非过誉!然而洪武七年(1374),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却在39岁时,被朱元璋腰斩于市,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后世学者在慨叹高启之生花妙笔般过人才气之余,亦常为其壮年即遭叵测的悲剧命运而扼腕。有关高启死因,比较流行的看法是:高启作诗《宫女图》暗讽宫闱之事,遭到明太祖的猜忌。高启又以年少不堪重任为由,坚辞户部侍郎之职,朱元璋遂对其怀恨在心。最后朱元璋借“魏观案”之机,曲解高启《上梁文》中“龙盘虎踞”之句为赞颂张士诚政权之意而杀之。①笔者对此进行通盘考察,以为高启之死内情疑点甚众,并与明朝初年的江南文祸休戚相关。管窥之见,尚请方家指正。一高启字季迪,号槎轩、青丘,长洲(今苏州)人。张士诚据吴时,启依居于位于吴淞江之青丘的外舅周仲达家,因号“青丘子”。按照《明史》的说法,洪武初,他与同县人谢徽被举荐参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洪武三年秋,朱元璋御阙楼,擢高启为户部侍诗人高启之死与明初江南文祸@吴士勇......
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
作者：史革新
诸子学又称子学,系指除儒学以外的诸子各家的学说,诸如活跃在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都是属于诸子学中的很有名气的学派。诸子学兴起于先秦,以后由于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诸子学遭到压抑,甚至禁止,走向了衰落。明末清初,一些学者曾对诸子学产生兴趣,如傅山就学好老庄,遍注诸子。清代中期,汪中曾撰《墨子序》,对墨学推崇备至。到晚清,社会风气丕变,诸子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萌发崛起,不意竟成复兴之势。大致而言,晚清时期的诸子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以前是它的萌发阶段,在此以后(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间)则是它的兴起阶段。一晚清诸子学的萌发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现象,从其渊源来讲,至少可以追溯到乾嘉时代。乾隆年间,考据学盛行,文人学者多以爬梳古籍为治学本务。部分学者不满于仅在儒学典籍的整理上耗费精力,于是把治学目光移向诸子学,开始对这些千年绝学的研究。嘉道以后,清朝统治趋于衰落,文化专制有所松动,一些原来被压抑的学术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就包括诸子学。从嘉道年间到光绪朝中后期,研究诸子学的学者主要以旧式宿儒为主体......
值得重新体味的清民之际的“封建”观
作者：冯天瑜
在汉字文化圈,日本率先于19世纪70年代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至19世纪80~90年代,“封建”已在日本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它是这一汉字词古典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与feudalism西方义(封土、采邑)相通约的产物。而恰在此时,中国人开始注目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借用包括“封建”在内的日译新名也自此开启端绪。经过一段消化吸纳,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形成自己的封建观,并以之表述、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段落。一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以笔者阅览所及,中国人最先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并介绍明治维新“废封建”举措的,是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的诗文。(一)《日本杂事诗》的“封建”用例黄氏是中国深入考察、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人。1877~1882年,他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在日本渡过四年多,直接观察、感受明治维新,并留下史志体的《日本国志》以及吟咏日本政事、民情的《日本杂事诗》。两书多有述及“封建”的处所。《日本杂事诗》卷一第6首,有“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之句,黄氏自注云:......
关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几个问题
作者：郑大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南京金陵大学、山东齐鲁大学等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和学术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为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到农村建立实验区,从事以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实验。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都缺乏认真的研究。实际上,研究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能为我们今天的农村改革,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有鉴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就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失败和意义等问题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一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兴起于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尽管参加的团体众多,情况较为复杂,但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它是一场社会改良运动,即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以复兴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
冀朝鼎与中美英平准基金会
作者：Gregory Scott Lewis;魏明
冀朝鼎是新中国国际贸易的开创者和领导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获法学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留美期间,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帝大同盟。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负责美共中央中国局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的“环球进出口公司”襄理、“中英美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曾随孔祥熙出席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1947、1948年曾出席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委会,参与起草有关促进东南亚贸易的文件等。在此期间,他利用在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中的合法地位,按照中共———上级组织的指示,准确搜集到许多重要情报,并掩护了不少中共地下党员脱险;同时,还为延安及敌后抗日根据地购置医药、器械等奇缺物资,通过邓颖超转交后方。解放后,就任中国人民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参与了新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和研究统计制度的建立工作。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曾多次率外贸代表团赴西欧访问和举办展览,为新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论沃勒斯坦的现代化思想
作者：安然
二战后的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以现代化为基本研究对象,大体上包括三个主要派别: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经典现代化理论(以下简称现代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是“主流派”,其主要观点包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分别体现着先进的现代性和落后的传统性,现代性在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性;现代化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西化、资本主义化是现代化的普遍模式,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文化上的理性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1](p136~139)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制度体系、社会经济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内部因素决定着现代化的基本进程。依附论最初由拉美经济学家于二战后提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美国流行起来。依附论立足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困境,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提出了与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的观点,如:反对内因论、坚持外因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状态是由西方国家的外部剥削与控制造成的;反对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的发达是对落后国家进行剥削......
试析1968年美国天主教会内部的“生命权”问题之争
作者：张小龙
本文中所提到的“生命权”问题,是指围绕社会成员是否有权以人工手段阻止、限制或有计划控制人类生命的自然诞生而形成的伦理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宗教,其终极意义在于生命价值观的界定。在美国,生命权问题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讨论始于1973年最高法院“罗伊诉韦德案”裁决,并由此形成了重生命(Pro-life)和重个人选择(Pro-choice)两大对立的社会阵营。但就天主教界而言,争论早在1968年就已展开,并以保守主义势力占据上风而告一段落。本文拟以1968年的“生命权”问题之争入手,通过对其影响和后果的考察,来揭示美国天主教会宗教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原因及实质。一《人类生命》通谕的背景及影响天主教对于人工控制生育行为的反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早在公元4世纪,基督教会就曾对堕胎行为给以谴责,教界人士从《圣经》出发,认为“孳生繁育”是上帝自亚当夏娃时代就已赋予全体人类的神圣使命,故而堕胎不仅有违人道,而且严重背离上帝的意志,无异于谋杀行为。此外,对生育行为加以任何人为的控制也是“上帝眼中看着为恶”的罪行,[1](p353)因而是应予谴责的。然而,自文艺复兴以来,以上帝......
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
作者：于赓哲
割股奉亲是一种有悖于科学和社会伦理的社会风俗,是中华文明的阴暗面,它起源于唐以前,在唐中期蔓延成风,其原因并非出于偶然,而是与时代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涉及到当时的医学思想、外来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演变、政府对于孝道的鼓励、人民赋役的沉重。可以说,唐朝特有的时代特征使得这个历史怪胎壮大起来。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汪企张的《吃人肉的研究与考据》①、周作人的《关于割股》②、日本桑原陟藏的《支那人的食人肉风习》③、金宝祥的《和印度佛教寓言有关的两件唐代风俗》④、美国郑麒来的《中国古代的食人———人吃人行为透视》⑤、邱仲麟的《不孝之孝———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初探》⑥和《人药与血气———“割股”疗亲现象中的医药观念》⑦、李华瑞的《唐末五代宋初的食人现象———兼说中国古代食人现象与文化陋俗的关系》⑧等。本文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于赓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西安710062割股奉亲现象的出现和蔓延与六朝隋唐特有的社会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作为一种治疗手段,割股奉亲很可能起源于人肉治疗结核性疾病的民间偏方。而这种骇......
清末民初北京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的转型
作者：王娟
古代中国的慈善传统源远流长,政府及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举办丰富多彩、功能迥异的慈善活动来救助社会脆弱群体,它们发挥社会调节功能的活动载体是形形色色的设施、机构、团体与组织等。这些载体不仅直接反映出不同慈善活动的基本宗旨、管理方式、救助实效以及自身演变等实际面貌,而且给后人解读当时社会境况和时代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而鲜活的视角。在近代内忧外患与西风东渐的社会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慈善组织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实践操作模式上均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理、政治与文化意义,其传统的慈善组织在清末民初这一关键时期所遭遇到的转型“阵痛”,无疑更值得我们深切关注与反思。同时,对北京地区慈善组织所展开的个案分析,也是对学术界历来较多关注南方慈善组织的一种区域性补充和学术呼应①。因此,本文将兼顾双重的学术探索,对清末民初北京地区慈善组织进行不同地域与不同时期的比较与探析。一慈善组织的数量呈现增长趋势及其社会原因清沿明制仍以北京为国都,置顺天府下辖24个州县,其中大兴、宛平、良乡、通州、昌平州、顺义、怀柔、密云、房山、平谷、延庆等州县在今北京市境内。以清......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特点
作者：高国荣
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印第安人与环境、森林史、水利史、荒野史、人物传记①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只能大致勾勒环境史在美国兴起及早期发展阶段的概况,遗珠之憾在所难免。笔者拟结合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分析美国环境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一些特点。一研究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问题都属于自然保护(Preservation)和资源保护(Conservation)的范畴。沃斯特在1982年就曾经提到,美国的环境史“倾向于等同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1](p664)。在1990年他提到,“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的环境史是对自然资源保护的研究”[2](p6)。彼得·科茨指出:“在美国和英国,环境史最重要的成果是有关绿色思想和政策的演变。”[3](p16)罗斯曼提到,美国环境史的领域从90年代开始拓宽,“环境史已不再是环境保护主义的历史”[4](p9)。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之所以占据如此突出的位置,首先是由于自然保护运动和资源保护运动是美国历史中的精彩篇章,是美国现代环保运动的前身。自19世纪末期......
科学与人文融会的传统——读杨小明《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
作者：鲁锦寰
科学与人文,是人类文化园林里既相分又相通,即“负阴抱阳,独立不改”,对立而统一的两方绿地,自古及今,从西到东,尽皆如是。中国浩瀚的古籍中蕴涵着丰富的科学知识,如《诗经》里就随处可见山川名物、草木虫鱼以及天文、地理、农业等科学内容;历代学者在诵读、诠释古籍时,往往要下一番大功夫,先弄通作为这些古籍背景和基础的科学知识,正如清儒戴震特别申明的那样:“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书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1]这便形成了中国科学与人文融会的传统,孔子谓“六艺”,扬雄更称“通天地人者曰儒”。尽管这种融会的主角———“轿中人”是人文,而科学不过是配角———轿夫,但毕竟是以科学来治人文,积习既久,科学的精神反过来自然会对人文以及治学者有所影响,这样,在研究中国古代人物以及思想史时,若对科学这一要素视而不见,则势必难以准确、全面地进行理解,甚或陷于舛谬。杨小明博士的专著《清代浙东学派与科学》,通过论述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的科学成就及其对该学派思想和学术的影响,形成了对上述命题的一个深入而具体的典型案例研究。一科学:构筑黄宗羲人......
东汉弟子为师重服议
作者：范志军
~~东汉弟子为师重服议@范志军< 正>在中国古代礼学文献中,关于弟子为师服丧的问题,《礼记·学记》曰:“师无当于五服,五服弗得不亲。”郑玄注曰:“当,犹主也。五服,斩衰至缌麻之亲。”可见师丧不属于五服亲内之丧。又《礼记·檀弓上》曰:“事师无犯无隐,左右就养无方。服勤至死,心丧三年。”郑玄注:“心丧,戚容如父而无服也。”可见,老师死,弟子只是为其服心丧而已。《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弟子为师服心丧的最早记载。然而自秦汉以降,特别是到了东汉时期,为师服丧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不仅为师著丧服,而且重服。两汉时期,“其亲受业则日弟子;依久次相传授,则曰门生;未冠则曰门童。总而称之亦曰发生”(洪适:《隶释》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西汉以后继续保持了先前弟子、门生为师服丧的惯例,例如:夏侯胜“迁太子太傅。受诏撰《尚书》、《论语说》”。夏侯胜薨后,太后“为胜素服五日,以报师傅之恩,儒者以为荣”。(《汉书·夏侯胜传》)龚胜死后,“门人衰经治丧者百数”。(《汉书·龚胜传》)孔霸曾......
论湘军巨头、中兴名臣左宗棠与胡林翼之关系
作者：易永卿;陶用舒
“湘军集团”产生和活动于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及光绪初年,代表人物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他们因镇压农民起义、倡导和实践洋务运动,成为著名的中兴名臣。胡林翼与左宗棠的关系,是研究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结构特点的典型样本。第一,左宗棠、胡林翼既是同年、同学、同为湘军将帅,又是世交、姻亲、志同道合的好友。左宗棠、胡林翼同生于嘉庆十七年(1812),左比胡小四个月。胡林翼家在湖南益阳县泉交河胡家湾,靠近资江;左宗棠家在湖南湘阴县东乡左家,靠近湘江。故左宗棠说:“我生于湘,公产于资,岁在壬申,夏日、冬时。詹事、文学,读书岳麓,两家生子,举酒相欢。”(《左宗棠全集》卷13,岳麓书社1987年版)“詹事”,即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字云阁,官至詹事府少詹事。“文学”,指左宗棠之父左观澜,字春航,以教书为生。左、胡二人出生之年,左观澜、胡达源同在岳麓书院读书,均师事罗典。胡林翼曾对左宗棠说:“林翼之先与先生之先贤交最厚。”(《胡林翼集》卷2,岳麓书社,1999年版)左宗棠亦说:“胡云阁先生乃吾父执友,曾共麓山研习者数年。”(《左宗棠全集》卷13)可见,左胡二家乃是世交。左......
论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建设
作者：白贵一
为实现县“自治”,建立“三民主义”国家,南京国民政府对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初步整理,形成了比较适宜的国家基层行政区域。行政区划体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主要内容。行政区划是指一定时期的政府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有效治理,将全国领土划分为若干层次的行政区域单位,并建立相应的各类行政组织的一种制度体制,亦称为行政区域划分建制。在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界限混乱、形状不规范、区域疏阔、治所僻处、不适宜现代行政的传统县行政区划进行了普遍整理。行政区划整理贯穿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全过程,但较大规模、普遍的行政区划整理是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本文重点以河南为例,对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县行政区划整理做一浅析。一对传统行政区域整理的必要性行政区域是行政组织的载体和行政的范围界限。便捷有效的行政以界限明确、纵横适度、交通便捷的行政区域为前提。中国传统县行政区划体制不利于现代国家政治之推行,亦无法满足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一)传统行政区划的弊端广狭不一,飞插畸形。传统县行政区域形状极不规则,有的壮如飞鸟,有的长如鹅颈,有的如同秤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