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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
【编者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追随着时代的步伐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作为断代史的整体性研究，还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的专题考察；无论是社会史的复兴，还是新的简牍资料的发掘与研究，都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而相对实证研究的繁荣，理论方法论研究方面则显得有些孱弱和苍白，人们有意无意地疏远了那些宏观性课题，弱化了学术探讨的思辨理性；而这些，则又反过来制约了实证研究的纵深化发展，有些问题的探讨显然已经形成难以突破的瓶颈。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以“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为题向学界征稿，以期唤起学界的理论兴趣，启发人们的宏观性思考，推动秦汉史研究步入一个新的繁荣期。本期先行发表几位学者的思考成果，并诚挚邀请更多的学人参与进来。是为盼！
秦汉史研究理论认识散谈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100872
秦汉史研究有悠久的渊源和长期的积累，近年来取得的进步亦有目共睹。然而，学术视野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仍然有待于学者的进一步努力。应当说，秦汉史研究有继续拓进的宽广空间。有人认为，秦汉史研究的园地早经反复耕耘，久已精耕细作，题目已经基本做完。这样的意见，我们是不同意的。不要说新材料层出不穷，有待于整理和研究的出土文献数量浩繁，内容丰富，其中新鲜信息无穷无尽，就是人们熟读了的“前四史”等秦汉基本文献，未知的，或者说至今尚未真正准确理解的内涵还有很多。而从新的视角分析和理解秦汉史，还有无数新尝试的可能。此外，理论认识的深化，也被不少学者看做当前秦汉史研究科学水准提升的必要条件之一。
走向未来的秦汉史研究
彭 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10073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上世纪50年代末史学界逐渐形成的对唯物史观的僵化教条理解被打破，“以论带史”的研究方法被摈弃，通过对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研究，解释中国历史进程，得到学界普遍认同。第二，大量新出土资料的不断刊布，使得我们在许多历史细节乃至某种程度的历史整体上都获得了新的知识，一些长期形成的定说受到动摇和改变。第三，随着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密切，我们可以迅速和直接了解海外同行的最新成果。第四，由于电脑检索系统的广泛应用，资料搜集变得更为快捷，结束了以往皓首也未必能穷经的时代。就本质而言，这些进步同样也是中国历史学的进步。这种整体性的变化不仅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是空前的，即使与上世纪初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变过程相比较，也增添了若干新的因素，因此，将这个时期作为包括秦汉史研究在内的现代中国历史学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键时期，是不过分的。
避免史学“碎片化”，“会通”之义大矣哉
龚留柱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开封，475001
三十年来，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我们的秦汉史研究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主观上的思想解放。过去禁锢着人们思想的许多条条框框被打破，人们摒弃以往那种政治化、公式化的研究模式，大量吸取实证学派的研究方法，转向具体的名物制度研究，在选题上重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学术成果丰富多彩。二是客观上的地下考古资料不断出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制约秦汉历史研究的“瓶颈”因素，在有限的文献材料之外，为学者提供了更多的为炊之“米”。于是一阵阵的“简帛热”、“画像热”扑面而来，各种初步释读和深入研究之作布满书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也不断在海内外各地举行。
对简牍与秦汉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王彦辉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长春，130024
20世纪初，简牍的发现并成为一门新的学问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大体同步，简牍研究走的是文献与简牍互证（以王国维为代表）和以简牍证史（以陈梦家为代表）的路径，是为新历史考证学；唯物史观重在揭示社会的本质属性及历史演进的内在规律，进而建构中国古代的历史体系，形成了历史编纂中综合性通史与分领域专史两条学术路径，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压倒性地位。这种宏大叙事的传统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实证这一历史学的本质特性，但由于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简单化、绝对化，历史研究的命题却严重脱离中国历史的实际。改革开放以后，历史研究在走出“史学危机”的同时，渐次兴起文化史、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研究思潮，“回到乾嘉去”、“走向国学”成为主导性的价值理念。这种回归当然有其学理上的要求，但也深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在这种学术背景下，秦汉史研究在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缺憾和发人深思的地方。
东汉史研究需要补偏救弊
赵国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 湖北，武汉，430079
近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给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秦史研究成果丰硕，西汉史研究建树颇多，东汉史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查阅秦汉史研究历年综述，发现一些撰稿人谈及缺陷时，总会提到东汉史研究。如论1981年秦汉史研究概况，田人隆先生就指出“对东汉史的研究显然不足，发表的文章很少”。直到这一期笔谈，熊铁基先生依然强调：“东汉和西汉相比，以往对西汉研究得多一些，对东汉的研究就弱一些。”这种较薄弱的研究状况，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的三十年秦汉史研究报告
熊铁基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 湖北，武汉，430079
《史学月刊》组织“三十年秦汉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笔谈，我有话可说。从1979年发表《重评〈吕氏春秋〉》开始，刚好三十来年，回顾一下自己的研究历程，或者也是一种“反思”。
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我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史，编教材，写文章，各个朝代都涉及过。1975年，湖北云梦秦简出土，当时学校正在“斗、批、改”，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写文章，既写过大批判的文章（“反复辟”之类），也写过《啬夫考》（署名郑实——“政史”之谐音）这样有一定研究性的小文。十年动乱结束了，想读点书，搞点研究，就从秦开始。首先读《吕氏春秋》，原本是想从中寻找一些有关秦史的资料，可读下来的结果，感到这部书除了一些具体的历史资料之外，更重要的是一部思想史方面的著作，整个书是有思想体系的，其整体的和局部的一些思想都是有时代背景的。因此，我写了《重评〈吕氏春秋〉》，应该说这已经涉及到理论和方法的问题了。接着阅读和研究《淮南子》，写《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一直到1984年出版《秦汉新道家略论稿》，引起了史学、哲学界一些学者的注意。这也应该是有理论和观点的，所以这才会有一些影响。
·专题研究·
西周德观念与早期人文理性
吕 方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100872
［关键词］西周；德观念；人文理性
［摘 要］西周之前人们也考虑过德的问题，然而没有周人思考得这样深刻和系统。德观念在西周盛行，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是一个不争的文化史史实。西周的德观念来源于宗法贵族社会管理的政治理论，随后它超越了政治领域而发展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观念和道德准则。它的普遍文化因素表现为一种早期的人文理性，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涵：提倡宽容、反对暴力，张扬人的理性思维，重视人的精神提升，强调人的责任感。然而，它的不足在于漠视个性，为异化个体价值做了历史文化铺垫。中国传统文化极端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漠视人的个性的文化倾向即滥觞于此。
南宋宫城布局与御前文书运行
王化雨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四川，成都，610068
［关键词］南宋；宫城布局；文书运行；皇权
［摘 要］南宋时期，宫城的建筑布局相比北宋有所变化，采用了诸如依山而建、坐南朝北等非传统方式。与此相应，通进司等文书机构的位置也有所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御前文书的运行，带有更为明显的“私密”色彩，强化了皇帝个人对文书信息的掌控。文书运行方式的变化，对于外朝官员与皇帝之间的沟通交流兼有正面与负面的双重影响，也给了内廷宦官更多的干预政务的机会。
略论道咸同时期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
柳岳武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代中国研究所 河南，开封，475001
［关键词］传统外交体制；近代外交体制；演变
［摘 要］道咸同时期“中国独尊”的传统外交体制在西方势力冲击下日渐瓦解，它虽给时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失落，但并未阻止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诞生。这一演变不仅导致了总理衙门的成立、向外派使的发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人“国家利权”、“国权”等近代外交意识的诞生。
论辛亥革命前后中小学修身教科书的演变
吴亚玲
中山大学教育学院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东，广州，510275
［关键词］辛亥革命；修身科；修身教科书
［摘 要］在20世纪初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起步时期，中小学校设置了修身科，作为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课程，修身教科书成为研究修身科的第一手资料。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修身教科书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烙印，其框架体系由简单、零乱到系统化，核心内容由传统的伦理道德转变为现代的国民、国家思想，明显改变了清末重说教、脱离儿童生活实际的状况。修身教科书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意蕴，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是20世纪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迁的缩影，也是传播近代道德、公民观念的价值载体。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断裂与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
陈廷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610065
［关键词］天下观；大同；国家意识；意识形态
［摘 要］鸦片战争以后，在与外洋交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清廷上下逐步偏离传统天下观，开始认识到“天下”存在着众多不同于“四方夷狄”的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有识之士则在19世纪下半叶已彻底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在戊戌变法时期，这类士人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格局及中国在世界的险恶处境，在“竞争进化”论的地基上形成了最为明确的现代性国家意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界全面否定了建立在“竞争进化”观之上的国家关系原则，向古老的“天下大同”理想回归，现代性国家意识彻底淡化。国民党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期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混入国家意识，致害国家权益，影响极其深远。
论美国南亚政策（1947~1954）
——基于对1954年美巴结盟的研究
王 琛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河南，郑州，450001
［关键词］美国；巴基斯坦；印度；美巴结盟
［摘 要］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冲突的爆发，美苏冷战不断向亚洲扩展，印度的中立主义政策及其实践，这些力量相互作用，对美国的南亚“英联邦战略”政策形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在将印巴两国都纳入西方集团因印度反对而未成之后，对印巴两国外交底线更清楚的认识、东亚形势的巨变、中东防御的需要等，使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巴基斯坦身上，杜鲁门政府准备积极介入南亚，但主要是国内的因素，美巴同盟关系最终还是由共和党政府完成。美巴结盟标志着美国在南亚次大陆实行的“英联邦战略”政策的结束和积极介入的平衡政策的开始，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印巴两国有所取舍。美国希望借此达到既遏制苏联集团又遏制印度建立中立主义集团和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目标，但也为它以后的南亚政策实践埋下了隐患。
·经济社会史研究·
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锦州商业
许 檀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300071
［关键词］清代；锦州；商业；天后宫；大广济寺；捐款
［摘 要］锦州是清代前期东北沿海的重要港口，为山海关主要税口。其腹地范围包括辽西平原和直隶承德府的东部地区，输出以大豆、杂粮、瓜子、药材等农副产品为大宗，输入则以南方的茶叶、布匹、杂货为主。汇聚于此的有江浙以及福建、广东、山西、山东、天津等地的商帮，其商业构成以货栈、金融、粮食等业为主。
1932~1935年的上海银行业与南京国民政府内债
蒋立场
中国工商银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
［关键词］上海银行业；南京国民政府；内债投资
［摘 要］自1932~1935年间，面对南京国民政府的频频举债、日趋恶化的经济金融环境以及自身经营中的种种困难，上海银行业通过各种方式承借了巨额的政府债款，对政府债券的投资购买持续增加。这在降低资金营运成本、获取相应收益及满足各方面需要的同时，也加深了银行业与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但是鉴于政府债信的不稳固和债市的变幻不定，在承借投资政府内债问题上，上海各银行机构逐步加强了同业合作，并根据市场走势采取一些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
海水浴场与民国时期青岛的城市生活
马树华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430079
［关键词］海水浴场；民国时期；青岛；城市生活
［摘 要］海水浴场作为滨海城市独有的公共空间，丰富了公众的休闲文化活动形式，延展了生活空间。青岛海水浴场在建构城市空间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它不仅为青岛带来了城市声望，还提供了一个地方政治的舞台，城市是政府行使市政权力、实施社会控制的一个特别场所，同时，它日也渐成为青岛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慢慢融入到民众的生活观念和行为习惯中，并促进了新形式的人际交往和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的城市文化生活样式，成为构建城市空间和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力量。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从接受视域探析唐前《史记》的儒化现象
陈 莹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100875
［关键词］《史记》；接受美学；谤书；正史；儒化
［摘 要］运用接受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问题是目前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史记》的传播与接受自其问世就在褒与贬的双声道中展开，时至今日，学术界对唐前《史记》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关注较少。按照接受美学理论，唐代以前为《史记》史学经典化时期。由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和时代的审美趣味不同，使《史记》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接受风貌，唐前《史记》的接受便经历了一个由谤书到封建正史的转化过程。在这个意义转换的过程中，《史记》文本被接受主体置于儒家的意义世界中予以解构和意义建构，以儒家思想文化填充《史记》文本的空白和不确定性，使之最终获得了正统意识形态和主流社会文化所认可的价值判断。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徐建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北京，100872 湘潭大学哲学院 湖南，湘潭，411105
［关键词］春秋；《春秋传》；理；礼；人欲；胡安国
［摘 要］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